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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偉
江偉
2013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就我國曆史上的反腐倡廉文化及經驗的總結中強調:要“積極借鑒我國曆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設與文化建設共生體，它以廉政為其價值追求、以文化為其主要表現形式。廉政文化具有有根性，不同的政治生態環境產生不同特性的廉政文化。本土與外來文化歷史淵源不同，政治生態環境迥異，廉政文化在其運行中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中國廉政文化的特征
中國儒家文化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天生具備向善的要求和為善的意願，人從善端出發，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途徑，最終達到內聖成仁為目標。這種以尊崇道德為主導的禮學經過幾千年的沉澱逐漸內化於整個民眾的心態和價值形態之中。中國傳統廉政文化中，為政之德首推廉以潔己，以身率人，知恥責己，從做官的底線和起點做起，融廉政和勤政於一身，以廉政立身，以勤政安民，“功在勤政，威在律己”。明代劉應麒在告老返鄉時留詩一首:“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者的廉政情結:善始善終，鞠躬盡瘁，盡職盡責。
中國傳統的廉政文化希望為政者積極向善、為政以德，但這種美好的祈願一旦離開了規則的力量，人性向善就易於流於形式，“性善”造就了民眾對權力制約的“惰性”。隨著歷史慣性的延續，民眾缺乏權力制約的觀念，百姓對當權者的理想化的過高期許和現實中的貪腐為惡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傳統的源流滋養著今天的政治生態環境，培植著一脈相承的廉政文化土壤。執政黨的廉政文化離不開黨的優良傳統，離不開共產黨員的修養。黨的優良傳統和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是執政黨打造“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良好的政治資源。建立於這一政治生態環境之上的是一套自我凈化的政治系統，雙管齊下，揚善棄惡。從宣傳和教育的角度上講:既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理念、先進的思想教育、熏陶、激勵、鼓舞黨員幹部，又從“反腐敗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的危機感上警示幹部。從機制的角度上講:既建立紀檢監察等反腐機構，實行關口前移預防機制，又強化查漏補缺、懲惡戒害的懲戒機制，同時將黨內監督、黨外監督、上級監督、下級監督、同級監督、群眾監督、業內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全面監督融為一體，使廉政建設和反腐機制同頻共振、同步發展、整體推進。
執政黨繼承了傳統廉政文化的精華，逐步健全了廉政文化的生態體系。但我們在反腐的設計層面缺少嚴密的閉環式的反腐機制預設，在反腐的執行層面上力度不夠、在監督層面缺乏剛性，過於倚重自我監督，如同再好的醫生也難以給自己做手術的道理一樣，這些缺憾使得反腐倡廉工作在銜接不夠、配套不足的環境中運行，其本身所固有的重修養的廉政文化在制度體系的缺憾中難以發揮良好的應有效應。
外來廉政文化的特征
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相反，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傳統的西方文化把人的欲望視為人的本性，強調對人的本性的邪惡必須加以限制和改造。美國著名政治家麥迪遜曾說: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是因為人不是天使，所以才需要政府為人民守夜護駕。同樣因為人不是天使，組成政府的那些人也不是天使，則需要接受民眾的監督，否則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要做到廉政，就要讓監督無所不在、無所不至，不僅針對貪官監督，還要對好官監督，否則好官也會在權力面前學會貪腐。基於這種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實踐中則關註制度、法治建設。其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權的泛濫;其私法之設，在於抵禦權力對權利的侵凌、防止公權對私權的冒犯。
西方反腐文化過於相信外來約束的力量，期望用外來的強力約束達到監管個體自身的目的，因此對自律文化的建設弱於華夏文化，他們缺少對廉政文化的哲學化層面的構建。較直白而強化的制度而言，有修為的個體力量在社會上的榜樣和昭示作用日漸式微。
本土與外來廉政文化的借鑒
中國的廉政文化受“性善論”的影響頗深，崇信道德修養，把德看成最高境界，而法是規範行為的底線。傳統的士人認為:如果整個社會不停地提倡道德，則社會成員會對道德趨之若鶩，從而遠離行為底線。在政治認知上也是同理，對廉政提倡越多，貪腐則越為社會所不齒，則類似包拯、海瑞等清官廉吏則可萬古流芳，社會風氣就會理所當然地從良趨善。但傳統的廉政理念忽略了人性的向善之力較之向惡之力要柔弱得多的道理，人性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自然欲望和物質追逐，人類對內心世界的控制與管理迄今為止還沒有走到成熟，過多地依靠個人修為，而缺乏強調外來約束往往縱容了權力的張揚。十八大提出:“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2014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提倡樹立規則意識，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我們需要依靠法制約束權力，在制度的約束下，權力之為惡、人性之為貪的程度才有可能降至最小。
監督從特性上可以劃分為他律性監督和自律性監督，二者辯證統一，缺一不可。自律性強調自我自覺約束，他律性強調外來約束。自律性監督是本體，有自我凈化的效果。相對於個人而言，自律性是境界和修為的體現;相對於政黨而言，自律性是政黨文明和執政能力的反映，自律嚴格，政治生態系統自發調節，呈現清明之景。但任何政治生態系統都是需要不斷完善的，過於依靠自律性的監督有時難以修複權力對政治生態系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權力具有兩重性，對人財物力的支配性和由交易帶來的腐蝕性，這兩種特性對自律性的監督體系有極大的傷害性，可以致使其就範於權力之下，因此任何政治生態系統都需要依靠他律性的監督來修補和完善。他律性的監督是異體，是外來的監督，是用權力制約權力。他律性的監督是對自律性的監督的有效補充。
他律性監督加自律性監督等於整體性監督，他律性監督和自律性監督是對權力監督的雙保險。過分倚重他律性監督，政治生態系統就無法產生自我免疫力，免疫力過弱了，政治體系會喪失自我更新能力;過分倚重自律性的監督，監督視角過於狹窄，監督本身容易落難於更高的權力的掌控中，當政治生態系統所遭遇的外來的強勢的負面影響無法清除時，自律性監督就會顯示出弱勢。
我國的廉政文化特征如水，軟約束性強，依據於人的善知與良知，功在揚善;而西方的廉政文化特征則如火，硬約束性強，依據於國家的強制力，功在止惡。兩者雖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因此中西廉政文化互補將完善和豐富人類廉政文明建設。
(作者系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部副教授、北京黨建基地研究員) （原標題：汲取中外廉政文化精華助力反腐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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